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地位。2002年国家启动了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3年12月21日，国家文物局介绍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最新成果，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襄汾陶寺等几十处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并非局限于黄河流域，而是多元一体，恰似满天星斗。

　　广州位于中国早期文明“重瓣花朵式”文明圈的最南边，在凝聚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上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历程。1954年，考古人员在海珠区中山大学校园内马岗顶采集到石斧、石镞等遗物，这是广州辖区内首次发现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七十年来，广州地区陆续考古发掘了20余处先秦遗址，调查发现了近千处的先秦文化遗存，展现了先秦时期广州地区先民的生产、生活面貌与社会文明化进程。

　　让国家和世界读懂广州，广州先要读懂自己。何以广州？何以岭南？何以中国？广州先秦考古的一系列发现，实证了广州同样有着光辉灿烂的史前文明，在岭南文明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进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石器时期的海洋渔猎生活

　　旧石器时期，今日广州所在的珠三角地区仍是一片烟波浩渺。珠江三角洲大致在大西洋期约距今6000年上下开始形成。当时海侵的岸线北达清远盆地，西达肇庆盆地，东达博罗盆地。在先秦时期数千年，古人类活动的区域较之现在更加偏北、偏东，或星点分布在众多高出海平面的大小岛屿和半岛上。

　　新石器时期，这里已有先民繁衍生息。环珠江口的海岸带来丰富贝类，先民逐水而居，以捕捞、拾贝和渔猎为业，海洋渔猎经济成为史前南越经济生活的主流，这一时期广州考古发掘的遗址主要以沙丘、贝丘遗址为主。增城的金兰寺遗址是目前所知广州地区年代最早的史前贝丘遗址，对研究史前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群迁徙与文化交融意义重大。遗址中贝壳的14C测年结果是距今6500年左右，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金兰寺先民就开始把贝壳当重要的食物来源。

△ 金兰寺遗址的贝丘堆积

　　良渚文化的浸润和石峡文化的余晖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以琮、璧、钺、环、镯等典型器为代表的良渚玉礼文化因素向华南浸润，在构建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格局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粤北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以石峡文化为代表的岭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繁荣南延至广州，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共生。

　　这一时期，广州东北部已经受到了以礼玉为代表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影响，这可以从位于黄埔区的茶岭和甘草岭遗址出土的玉环和玉琮中看出端倪。茶岭和甘草岭遗址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总体面貌属于石峡文化的范畴。此外，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还发现了明确的人工栽培稻遗存，茶岭遗址检测到的水稻植硅体，应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以玉石礼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影响和传播的背后，是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

　　异于早期沙丘、贝丘遗址中展现的海洋文化面貌，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水稻、小米的出土，说明了大约4500年前，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区域，已经有了早期农业的生根发芽。农耕稻作带来了人口的发展，也推动了更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出现。随着珠三角平原面积的扩大,以及农业开始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贝丘遗址及沙丘遗址逐渐减少,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向农耕文化过渡。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广州新石器时期文明的线索始于对长江中游文化因素的吸收学习，结尾同步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文明进程，并与其文明进程基本保持了同步，是中国早期文明圈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 茶岭和甘草岭遗址

△ 茶岭和甘草岭遗址出土玉琮残件

　　岭南自己的“夏商周”

　　夏纪年和商代早中期阶段，广东地区整体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粤东和珠三角各自发展。而到了商代晚期，粤东浮滨文化开始强势发展，成为一支在等级和文明化程度上都相对较高的成熟文化，并影响辐射至粤闽东南沿海地区。

　　商周时期的增江流域是认识广州早期历史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广州东部人群已达到一定的规模，社会阶级已经产生，并且与粤东浮滨文化有着一定程度的交集。年代在晚商至西周早期的增城墨依山遗址、黄埔的竹园岭遗址等考古发现中，出土了不少以大口尊、T形玉环、牙璋等为代表的典型器物，显示广州增江流域中晚商时期文化面貌与粤东地区浮滨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受中原礼玉文化影响深厚，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 增城墨依山遗址发掘初期鸟瞰（西南-东北）

　　西周春秋的“南越”文化

　　西周至春秋时期，岭南地区受到长江下游越文化的强烈影响，楚越争霸导致的越人散落南迁，直接推动岭南尤其广东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时期即广东考古界所说的“夔纹陶时期”，正是岭南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萌动期。

　　西周中晚期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分布范围的先秦“南越”文化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注重几何印纹陶、原始瓷、青铜兵器和工具等方面。广州这一时期的重要发掘以增城浮扶岭先秦墓地为代表。浮扶岭遗址作为专门的墓葬埋藏区，延续时间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高峰期则在西周至春秋阶段，说明珠三角地区这一阶段的高等级聚落中心很可能是在广州东北方向的增城、博罗一带。多元文化在横岭山交汇，为岭南地区新中心的出现注入新动力。

　　这个时期百越文化内部也在整合，岭北的楚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影响加深，南越文化和西瓯文化也在这一带交汇，广东境内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共性范围也不断扩大。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增城、黄埔发掘的墓葬遗址，年代从早商延续到西汉早期绵延不绝，柱洞、灰坑等居住遗迹、窑址及墓葬的大量发现说明该片区的社会发展、人员聚集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不同等级的聚落逐步形成，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为秦汉时期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结语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平定岭南，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并将番禺定为南海郡的郡治，也就是今日广州。公元前214年，南海尉任嚣筑城开启了广州2200多年的城建史，确立了广州两千年以来作为华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基调。

　　从早期文明的摇篮到浩瀚星宇，秦定岭南，和辑百越，教化渐开，人文渐盛，天子南库，岭南中枢，东方大港，蕃舶纷至，商贾云集......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今日广州凭借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位列全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岁月轮转，古道音尘渺绝，千年未变的城址上，回首沙丘贝丘遗址上先民的足迹逐渐远去，而今云山珠水的故事仍在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