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为什么要强调编以致用？

　　首先，这是由年鉴的属性决定的。

　　什么是年鉴？

　　1990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给出定义：“年鉴是汇集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

　　1992年版《出版词典》认为：“年鉴是汇辑一年内全面的事实资料，综述基本情况，评述重大事件、最新成就，以及纵横比较、展示趋势的工具书，是一种逐年编纂出版的连续出版物。”

　　1999年版《辞海》表述为：“年鉴是工具书的一种，汇集编纂前一年或最近若干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资料等，以供参考。一般逐年出版，如《中国百科年鉴》《世界经济年鉴》等。”

　　中国年鉴界的著名专家许家康在其专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中说：“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根据工作实践和心得，我对年鉴给出定义：年鉴，是逐年编纂公开出版发行的内容真实准确、资料全面权威的实用性工具书。

　　这个定义，有两层意思。技术层面的关键词是：“逐年”“公开”“实用”“工具书”。

　　核心即本质层面的关键词是：“真实”“准确”“全面”“权威”。强调的就是一个“实”字。简而言之，年鉴，就是真实实用的工具书。

　　既然是工具书，那么就必然要求编以致用。

　　其次，在编以致用这个原则问题上，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也有不完善、不完美甚至不达标的情况，值得重视和纠正。

　　所谓不同意见，大致有：一是担心强调编以致用，会降低年鉴的权威性，降低自身格调。二是对于“用”，有不同的解释与见解。为谁用？怎样用？是官用，还是民用？是多数读者使用，还是小众使用？是大用，还是小用？是偶尔用之，还是随时可用？三是，究竟哪些内容是可用的，那些内容不太适用甚至无用？都存在不同看法。

　　我的意见是，强调编以致用，不但不会减损权威性和格调，反而是增强了权威性，提高了格调。这是因为，只有真实的、朴实的、实用的年鉴，才是有权威的年鉴，才是好年鉴。能编出这样权威的实用性强的好年鉴，才是事业心和使命感强烈与饱满的名实相符的忠实的年鉴人，年鉴和年鉴人都具有高格调。

　　至于“用”，当然是以读者适用和方便使用为目标。官用民用相一致，越多人觉得可用就越好。大用小用相得益彰。大中有小，以小见大。实事求是，不要迷信“大用”。有些内容，一时看来也许用处不大，但是，从长计议，不可或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用处不可低估，甚至越来越大。因为年鉴既是当下的工具书，也是可以存之久远的历史书。备查备考，随时可用。藏之后人，如同醇酒，越陈越香，岂不美哉！

　　对编以致用，我赞成持一种开窍的、开放的、开明的态度。

　　接着谈一谈年鉴的用处。

　　年鉴是纪录片，年鉴是指南针，年鉴是大镜子，年鉴是百宝箱。这四个“是”，是一种形容与借代。一种形象的说法，便于我们理解。

　　纪录片，说的是，年鉴真实记录上一年度发生的真实的大事、要事、新事、特色鲜明的事、有启迪性的事、有趋向性的事，以及在这些事件中起作用的重要人物、杰出人才、知名人士。

　　指南针，说的是，年鉴所提供的资料、数据、信息等内容，可以向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领导机关和业务人员提供各种指引、借鉴以及帮助。

　　大镜子，说的是，年鉴通过展示基本概况，信息发布，记载历程，还原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范畴的事实真相与事物全貌，让使用年鉴的人们，像照镜子一样准确洞察与明辨是非，起鉴戒作用。

　　百宝箱，说的是，年鉴包罗万有。综合性年鉴，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历史、地理、人口、自然、资源、环境、宗教、民情、风俗等等知识与资料无所不包；微观的，大众需要的各种数据与图表资料，打开年鉴都可以各取所需。而专业性年鉴，则提供了本行业最权威和最齐备的宏观、中观、微观资讯、信息与数据。使用专业年鉴的人们，一鉴在手，宝贝全有。览鉴有益，用鉴有路。

　　编以致用，就是要将自己所负责编纂的年鉴，编成可以起到纪录片、指南针、大镜子、百宝箱作用的年鉴。

　　怎样达到这个要求呢？从几个环节上说：指导思想，工作环节，素质技能，总结经验。

　　编纂年鉴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见解是，千条万条，以人为本，办鉴为民是第一条。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进入第70个春秋，治党治国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文革”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这是翻天覆地的了不起的进步。以人为本，就是执政为民。那么，办鉴为民，就顺理成章了。

　　年鉴，提供真实可靠权威全面的资讯、信息以及资料，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帮助公民监督政府执政为民，利于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美好的明天，也可以提高中国公民的人权状态。

　　人类文明进步必须保障和维护人权。知情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2018年12月10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贺信，强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大家所参与工作的年鉴编以致用，利于保障与维护公民的人权，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

　　从年鉴这种出版物的产生、发展与繁荣，走向成熟与辉煌的历程来说，也激励我们必须办鉴为民，办鉴为用。

　　年鉴自何而来？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年鉴，有两个源头，其一是年历，世界上最早编纂的年鉴，始于13世纪的欧洲大陆。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1267年出版的《大著作》中已经使用外国年鉴中有关天体运动的材料。15世纪的欧洲，有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1436—1476年）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内容主要是记载时令节气、天文气象等。年鉴的第二个源头是产生于英伦三岛的年刊、年书（Yearbook），以后，德、英、法、意、美等国家先后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年鉴。一般说来，年鉴的出现及发展，与工业化催生、社会进步需要、信息交流频密息息相关。

　　中国的年鉴出现较晚。最早的是出现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从那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0世纪中叶，乃至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年鉴在中国寥若晨星。原因何在呢？是不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工业化进程缓慢，资讯不发达，公民的知情权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有关呢？从1980年开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雄伟步伐，中国的年鉴终于迎来大喷发大发展的喜人局面。最早问世的是当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6种年鉴。地方上，《黑龙江年鉴》《广州年鉴》也在此时诞生。本人曾经服务过的《广东年鉴》诞生于1987年，在中国省级年鉴中，属于创刊较早的。那一年，全国已经有各类年鉴140部。短短几年时间，年鉴数量由个位数上升到百位数。办得好的年鉴也在呈上升态势。在全国权威性专业性质量评比中，《广东年鉴》连续蝉联特等奖即最高奖。当下，全国各类年鉴总共已经超过3000种。数量已经蔚为大观。质量上乘之作也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我9年前说的话似乎还没有过时：

　　“总结年鉴发展历史，环顾当下年鉴园地，中国年鉴事业方兴未艾。中国年鉴的整体水平和影响力仍然有待提高，中国年鉴人任重道远，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懈努力。”

　　不懈努力，方向何在？着力点在那里？答案是：办鉴为民，办鉴为用。年鉴必须编以致用。展开来说，就是必须将年鉴努力办成读者大众喜爱的真实、权威、均衡、全面、切实可用、能发挥当下工具书以及传世历史书作用的出版物。

　　此即第一说，从指导思想说开来。

　　从工作环节上说。办好年鉴，一般都经过这几个步骤：提出设想、制定规划、草拟提纲、组织力量、编制框架、撰写条目、编辑加工、制作图表、征收图片、图文合成、装帧设计、校对审定、印刷出版。这些环节，都离不开一个“磨”字。编纂思想与编辑理念的碰撞以及人员队伍的磨合，编纂人员所需素养、专业技能与工作技巧的磨练，工作过程中消灭差错、提高质量的琢磨。

　　从素质技能上说。我曾经将年鉴人的素养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思想政治素养、文化与文字素养、年鉴的专业素养、年鉴人的人品与人格素养。一共18条。我调侃为十八般武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广东建设年鉴2013年编印的小册子《年鉴辅导文集》看看。那些个说法，几乎都是老生常谈，没有多少新意。如果说有个人创见的，也许是第17条和第18条：淡泊名利，事业为重。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古名；实事求是，俯仰无憾。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芸芸众生，经得起历史检验。何出此言？因为办鉴为民，编以致用，往往需要胆识、勇气与担待感。

　　从总结经验上说。《广东建设年鉴》已经编纂出版了第十本。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跨入第二个十年，走向新的成就的时候，需要认真地总结经验。以期在编以致用上有新的作为。依我看来，总结经验，不妨作作加减乘除。

　　加，增强年鉴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增进创新精神，增加实用性内容，增添供应新内容新资讯，满足大数据时代媒体受众的新需求。

　　减，减少实用性弱或者基本上是单向灌输性内容。继续减少官话空话套话。减少和压缩领导机关工作的相关内容。有些部分，可以合并重组。年鉴的体量适当减缩，瘦身。

　　乘，乘势而上，发扬成绩，迈上新的发展高峰。

　　除，破除骄傲自满和求新无门的畏难情绪。筹划新举措，鼓励创新，允许尝试，允许交学费。（本文作者 韩松 是《广东建设年鉴》编委会顾问、广东年鉴社原社长）